三国中真实的诸葛亮：治理蜀国竟民不聊生？

   诸葛亮是国中葛亮一个被极大神化的人物，也是真实治理古人效仿的对象，然而，蜀国生翻开史书，竟民我们可以发现诸葛亮或许并非是不聊这样的一个人。他的国中葛亮内政能力其实并不大高。

　　诸葛亮为三国时期蜀国的真实治理丞相，可称中国古代最受赞誉崇拜，蜀国生也最具传奇色彩的竟民政治家、军事家，不聊《三国演义》还将他描绘成一个能神机妙算、国中葛亮未卜先知的真实治理智慧之神。他辅佐刘备建立蜀国，蜀国生其兢兢业业、竟民鞠躬尽瘁的不聊人生与品格，是人们心目中最完美的辅弼大臣形象，成为中国人理想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英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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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葛亮的形象已经深深扎根在民众的心中，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的地位极为重要。那么，历史上真实的诸葛亮是否符合这一形象?如果有相当差距的话，人们为什么要刻意塑造这个完美偶像?这个偶像在中国传统政法文化中又象征或意味着什么?……千万不要小觑这些问题，其中可隐藏着许多传统政治文化的秘密。

　　应该承认，诸葛亮是一位颇有智谋与成就的历史人物，二十七岁时的《隆中对》已见一斑，此后在辅佐刘备建立蜀国的过程中，也时有出彩的计谋或过人的胆略。然而从三国历史的大局来看，蜀汉是一个战败之国，许多战略上的失误与战术上的败笔，也都与诸葛亮有关。如关羽大意失荆州，不但是关羽的责任，同时也是掌握总局的诸葛亮几乎不作为的结果。

　　再有刘备死后，诸葛亮对蜀国的经营也存在许多问题，如人才的储备、国力的提升等方面，都捉襟见肘、自以为是。尤其是缺乏群策群力的谋略，往往一意孤行，对大将魏延抱有成见，使刘禅成为扶不起的阿斗，乃至蜀国很快灭亡。然而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有太多的人在为诸葛亮的形象工程涂脂抹粉，推崇备至，乃至将其塑造得近乎完美，从神化发展到妖化，杜撰出借东风、空城计之类的传奇故事，而使历史越来越离谱。

　　问题在中国文化塑造出这样一个官员高大形象，其原因与目的何在?诸葛亮之所以能登上神坛，首先要归功于本人对主子忠贞的品质，在完全可以取而代之状况下，依然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刘备永安宫托孤时曾明确表示：“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类诏书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它使诸葛亮可以名正言顺地取刘禅帝位而代之，同时刘备死后，诸葛亮集军、政、财、文大权于一身达九年之久，然而他却从来不存此“邪念”而依然忠心耿耿。

　　与同时代人曹丕、司马炎诸人握有军政大权后最终篡位相比，似有天壤之别。曹操、司马懿、司马昭等人虽没有篡位，但逼宫、杀弑及宫廷政变的一系列行为，也使诸葛亮颇为忠贞的一生品行之魅力更相得益彰。加上其贤相、廉吏两者兼有的身份，其官奴人格完全符合最高统治者与制度文化的需要，是使统治保持稳定的支撑点，是缓和社会各种矛盾的润滑剂。总之，中国古代这样的官员十分罕见而难能可贵。在忠贞标准上，诸葛亮的家人与子孙亦无瑕疵。

　　其子诸葛瞻虽不具将帅才华，没能利用有利地势抵御魏军的进攻，致使魏军邓艾部长驱直入。但他继承了其父的“忠贞”衣钵，拒绝了邓艾表封“琅琊王”等高官厚禄的引诱，斩了来使以示决绝，并为蜀国战死于绵竹，壮烈成仁而不辱先父名节。其孙诸葛尚也同样“乃驰赴魏军而死”，又为祖父“忠贞”名节锦上添花。有如是不贰忠臣及后代，后世统治者与文化人当然要大加推崇。诸葛亮遂成为统治阶级与传统文化标榜推崇的一面旗帜。

　　但认真考察一下诸葛亮统治下的蜀国，许多方面都存在严重问题。一是庞大的国家机器与民众的沉重负担，只有九十多万人口的蜀国，官吏竟达四万多，军队更在十五万以上，平均二十七人养一个官，并负担近五个士兵。民众不但供养着这庞大的国家机器，而且青壮年主要在前线军队，后方生产第一线的，已大多为妇孺老幼。庞大的国家机器成为悬在民众头上的利剑。二是对民众的严密控制，用严刑峻法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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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蜀记》引郭冲五事，诸葛亮认为，刘璋治蜀时，刑法太轻，导致蜀人忘了君臣之道，所以他要“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其目的在维护君臣之道，维护统治的稳定。《三国志·诸葛亮传第五》所谓“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虽说其德刑兼用而民无怨，然终掩盖不了严刑峻法的事实。总之，诸葛亮时代，西蜀是典型的战时经济体制，它的特点是一切服务于前线，一切都为了战争，民众的疾苦生死基本无暇顾及。有关记载只字不提民众遭受的战争苦难，只字不提蜀国人口急骤下降的事实。

　　诸葛亮的计谋一生，最为人们津津乐道，认为他足智多谋，天下无双。然而很少有人去思考一下，其计谋的用意与目的何在?因为诸葛亮的锦囊妙计，人间往往会多洒下一掬掬悲惨眼泪，国家常常又多了一片片的焦土，除了用人民的血肉给军阀们整合其势力范围，其锦囊妙计又有多少价值?为什么人们要崇拜整天用谋略去算计别人，去互相残杀，去争权夺地，去火烧，去水淹……连他自己都说：“吾虽有功于社稷，必损寿矣!”诸葛亮为什么会有这样担心呢?问题就在于战争给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伏尸千万，血流成河，同时对环境、文化的破坏，这些诸葛亮心中都是有点清楚的，后人倒似乎一无感觉。

　　当然，有人会说这是时代使然，不必苛责个人。问题是后人为什么还要如此崇拜这些战争杀人的计谋?最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身受其害，甚至被当作炮灰的平民百姓，却自觉自愿地在赞美、崇敬这些以计谋取胜的战神，这是一个民族的病态，还是一种文化的堕落?

　　诸葛亮主要从语言和行为两方面了解人，他认为通过问答可以了解一个人的志向、操守以及如何应对变化，还可以了解人的见识、智谋和勇怯之情。通过用酒、财、约会来考察人，可以了解一个人的性情和这个人是否廉洁、是否守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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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时，诸葛亮以精于治国闻名于世，行兵布阵被司马懿称为“天下奇才”。在用人方面，诸葛亮也有过人之处。刘备初入蜀时，任命蒋琬为广都长，有一次刘备出外视察，突然来到广都，他见蒋琬“众事不治，时又沉醉，大怒，将加罪戮”。这时，诸葛亮出面为蒋琬求情，他说蒋琬是“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劝刘备重用蒋琬，使刘备对蒋琬刮目相看。刘备与曹操争夺汉中时，刘备兵力不足，“急书发益州兵”，诸葛亮正在犹疑之际，其僚属杨洪进言“无汉中则无蜀”，劝诸葛亮马上发兵。诸葛亮见杨洪见识不凡，于是“表洪领蜀郡太守”，杨洪推荐门下书佐何祗有才略，诸葛亮便请刘备任命何祗为广汉太守，“是以西土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也”。

　　公元234年8月，诸葛亮在弥留之际，仍不忘推荐蒋琬和费祎“可任大事”，后来蒋琬和费祎先后担任掌管国家军政的大司马一职，使蜀国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保持了稳定。

　　诸葛亮是如何知人的?在《诸葛亮心书》中，诸葛亮说：夫人之性，莫难察焉，善恶既殊，情貌不一。有温良而为诈者;有外恭而内欺者;有外勇而内怯者;有尽力而不忠者。然知人之道有七焉：一曰：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二曰：穷之以词辩，而观其变。三曰：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四曰，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六曰：临之以利，而观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观其信。

　　显然，诸葛亮主要从语言和行为两方面了解人，他认为通过问答可以了解一个人的志向、操守以及如何应对变化，还可以了解人的见识、智谋和勇怯之情。通过用酒、财、约会来考察人，可以了解一个人的性情和这个人是否廉洁、是否守信用。诸葛亮的知人术和《庄子·列御寇》提出的“九征”鉴人法(见7月15日《广州日报》B9版)有类似之处，是一种很实用的知人方法。

　　诸葛亮的神化可能就是后人所提倡的衷心了吧。毕竟他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是在那个乱世是极为难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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