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东征日本趣事：曾想派遣使臣去通好了事

　　自唐代遣唐使以来，忽必中日两国关系逐渐发生了微妙变化。烈东日本逐渐从向中国学习、征日遣使示好，本趣转而自立门户、事曾事反客为主。想派到明代倭寇屡屡骚扰东南沿海时，遣使中日两国关系已经开始恶化。臣去那么，通好在明代之前的忽必元代，两国之间又是烈东何种关系呢?

　　“元曲四大家”之一白朴，曾作有《木兰花慢》词一首，征日词中提到“伏波勋业照青编。本趣薏苡又何冤?事曾事笑葺尔倭奴，抗衡上国，想派挑祸中原。分明一盘棋势，漫教人、著眼看师言。为问

　　鹏瀚海，何如鸡犬桃源。”词中有“倭奴”二字，又称其“抗衡上国”云云，显然说明在元代，中日两国即有不睦乃至战事了。所谓“伏波勋业”，是以汉代伏波将军马援征伐越南事，概指元军诸将东征日本。整首词隐约表达了元代征伐日本的战事，但“薏苡又何冤”之句又是何意呢?这就需要进一步联系《元史》，来作一番史料探寻与揣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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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元史》卷二○八《外夷一》载：“日本在东海之东，古称倭奴国。或云恶其旧名，故改名日本”。事实上，白朴词中所言的“倭奴”古名，源自汉代。公元57年，日本列岛南部的“倭王”遣使朝贡，欲借臣属于汉王朝树立自己权位和王位，故求汉皇赐封，而光武帝赐其为“倭奴王”。直到唐代咸亨年间，这受封于汉朝的“倭奴国”才改称“日本”，渐有自立门户之意。

　　继续查阅《元史》，不难发现，白朴词中的中日之战，有过两次，且发生在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期间。原本，忽必烈没有打算东征日本，至元三年到九年间(1266?1269)，还屡屡派使臣出使日本，有通好睦邻之意。当时，对于铁蹄踏遍欧亚、一条马鞭征服世界的大元帝国而言，根本没有把弹丸之地的日本国放在眼里，以为日本必将臣服。于是乎，他没有挥动马鞭进军，而是派遣使臣去通好了事。

　　岂料好几次使臣东渡，要么因风浪巨大无法抵达，要么则因日本方面不作回应而不了了之，到后来，日本更直接拒绝忽必烈的使臣登陆，并明确声称不会向元朝纳贡称臣。忽必烈原本只是图一“虚名”，让所谓“海内之国无不臣服”的声名成为事实，并非真心想要日本的朝贡之礼;所以还一直耐着性子，按兵不动。多次遣使东渡，却屡遭拒绝之后，忽必烈忍无可忍，终于发兵日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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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元十一年(1274)十月三日，元军大小战舰900艘、28000名士兵、15000名水手等，在都元帅蒙古人忻都、左副元帅高丽人洪茶丘、右副元帅山东人刘复亨等的率领下进攻日本。高丽国王也派金方庆率领大军随同出征。这次战役以元军占领日本两岛后，又莫名奇妙地撤军而草草结束。至元十八年(1281)，元军再次东征日本，用兵达十万之众。而这一次则更为诡异，因为海上突起风暴，元军尚未登陆，已全军覆没。还有一种说法，则是称元军诸将不和，无法统令行军，最终不得不以全线撤军收场。这两次东征日本，元军撤军原因至今众说纷纭，无法确定。而白朴词中的“薏苡又何冤”，就正是认为元军东征日本之所以失败，源于诸将失和、群臣猜忌而致军心瓦解。

　　“薏苡”的典故，仍是出自汉代伏波将军马援的史事。《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传》称，马援征伐越南时，曾听说当地有一种“薏苡”的植物，其果实(即薏仁)可食用，有轻身健体的功效;服用后还可以避南方瘴气之害。于是归国途中，他便将这种植物的种子载了整整一车回来，以便在国内种植推广。可当时却有大臣向皇帝诬告，称马援载回国的车子里，曾经载有满满一车的珠宝。白朴词中的“薏苡又何冤”，正是以马援之冤代指元军内部的猜忌失和，也间接地暗示了元军东征日本失败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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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忽必烈虽还有东征之意，但因种种客观原因，及群臣谏劝，最终未能再举战事。元朝人大都认为，没有必要为此弹丸之国大兴讨伐之事;且元军只擅骑兵攻伐，并不擅海上征战。白朴曾作有《西江月》词一首，为之感叹道：“白石空销战骨，清泉不洗飞埃。五云多处望蓬莱，鞭石谁能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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