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只恨自己是女娇娥做不得做男儿事

　　I.T.赫德兰在《一个美国人眼中的慈禧慈禧太后》中称:“慈禧太后在中国历史上没有第二人，在世界历史上也绝无仅有。太后她不仅在上上世纪后半叶统治了大清帝国，只恨自己做男她的女娇统治推迟了大清帝国的灭亡，她还把中国政治家们所能想到的娥做儿事某些改革措施也付诸实践了。和满族的慈禧其他妇女相比，她可谓鹤立鸡群、太后出类拔萃。只恨自己做男和其他民族的女娇妇女相比，她同样毫不逊色。娥做儿事就性格的慈禧坚强和能力而言，她和任何人相比都不差。太后我们不由自主地钦佩这个女人，只恨自己做男她小时候在家里帮母亲干杂活，女娇后来被选入宫做了贵人。娥做儿事她是一个皇帝的生母、一个皇帝的妻子。她立了一个皇帝，她还废了一个皇帝，她统治中国将近半个世纪--而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一个妇女没有任何权力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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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国人对中国的历史不太了解，所以他们说出来的话略为显得夸张。不过，有一点他说对了，那就是100多年前的清朝，的确是个妇女没有任何权力的国度。正因为如此，慈禧太后才显得那样的突出与另类，她不仅让当时的男人们感到狼狈不堪，也让后来的男人们感到义愤填膺甚至恼羞成怒。

　　不可否认，慈禧太后不是什么政治家，她的政绩也不怎么光彩照人，用现在的话来说，那简直就是祸国殃民、遗患无穷。但是，历史选择了慈禧太后，而且对于她个人来说，她成功了，因为她以一个女人的智力与才能，在近半个世纪的统治里保住了这个不断下坠的王朝没有在她手里江山断送;但对整个国家发展而言，慈禧太后毋庸置疑地失败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别人就一定做得比她更好，因为历史证明，后来的很多人做得比她更坏。从“老佛爷”到“一代妖后”，剧烈冲突的历史观总会让人感到无所适从，而“脸谱化”的历史认知更是让真相远离。问题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复杂，说白了，慈禧太后只是以一个女人的身份在管理这个国家，而之所以要这个女人出面，主要是因为这个国家总是皇帝太小或者根本就不成器，这对于一个积习千年的皇权社会来说，是何等的糟糕与背运，又是何等的艰巨与难堪。历史将慈禧太后推上了前台，在深刻而无奈的现实面前，她别无选择。

　　慈禧的上台，正是大清国风雨飘摇的危难之时:英法联军洗劫北京，太平军占据半壁江山，捻军等起义军不断起事，帝国几无宁日。国事如此焦头烂额，估计这也折了咸丰皇帝的寿，结果咸丰一死，便剩下孤儿寡母--咸丰的子嗣不旺，31岁的他只有载淳这一个儿子，由此皇位继承人毫无争议，慈禧太后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皇太后。“母以子贵”是无法改变的事实，而这也决定了整个清末的历史走向。按清朝的祖制，女人是不能干政的，更没有皇太后垂帘听政这一说。咸丰自然考虑到这点，于是他在临死之前安排了八个辅政大臣，但是他怕这些大臣日后篡权，最终又决定将自己的两个印章赐给皇后和小皇帝，以后所有的谕旨都需要在正文的前后盖上印章，否则便是无效。小皇帝当时只有6岁，当然无法承担起领导国家的责任，于是他的那个印章自然由慈禧太后来掌管，这就形成了两宫太后和八大臣共同执政的权力运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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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平行的权力模式，看似平衡了双方势力，但双方的合作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八大臣认为两宫太后不过是深宫中的女流之辈，头发长、见识短，按祖制亦不当干政，因此打算将她们看成盖章的机器，并不想让这两个女人插手具体的政务;而慈禧对此极不满意，她认为自己和慈安太后既有钤印之责，便是最高权力的代表，八大臣不过是辅政而已。在迅雷不及掩耳间，慈禧与恭亲王奕联手发动的政变便取得了成功。对于八大臣的无能，很多人表示不理解。其实问题很简单，慈禧太后之所以能在政变中一举成功，关键还是她有小皇帝撑腰，即所谓的“皇权”。在专制社会里，皇权就代表了最高的权威，八大臣能力再强也无法与之对抗，最后只能乖乖地束手就擒，否则便是叛臣逆贼，天下人得而诛之。在当时的社会里，天下不可一日无君，小皇帝是最大的王牌，慈禧也由此成为清廷最后的负责人。皇权思想之残酷，虽独夫民贼亦不可或缺，也无法挑战。

　　但是，初抓权柄的慈禧太后毕竟学识有限，她小的时候家境并不好，在当时“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社会里，既无机会也不可能接受非常好的教育。但机会是要靠人去争取的，慈禧进宫后，蒙上天眷顾生养了一个儿子(也是咸丰唯一的儿子)，这才受到了咸丰的重视。而咸丰因身体多病而懈怠于朝政，这又给了慈禧接触朝政的机会。在代丈夫批阅奏章的学习中，慈禧的权力欲望也由此一发而不可收拾。比慈禧年长2岁的恭亲王奕，在当时的皇族中被公认为是最有能力的，但限于名分所定，在咸丰生前他不能和哥哥去争，咸丰死后他又不能和侄子去争，这注定了奕只能做个贤王，为死去的皇兄和活着的皇嫂及侄皇帝效劳一生。对于这点，慈禧心知肚明，她也算是识人善用，给了奕成就生平抱负的机会。但是，奕太有能力，慈禧也是时时刻刻加以提防，以防止这个皇叔威胁到自己儿子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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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识与能力姑且不说，但慈禧的驭人权术确实是有一套。在平定太平军和其他乱事后，慈禧将该收回的军权坚决收回，该放权的时候又绝对信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处理得很好;而在内乱后的重建中，慈禧与奕乃至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人督抚的配合默契，由此出现一段难得的“同光中兴”也不是完全偶然。实事求是地说，此时的慈禧的确非常虚心，她在处理政务之余也在不断加强学习，从写一道百余字的谕旨出现十几处错别字到对朝政的处置游刃有余、从容应对，这说明慈禧的学习和适应能力是非同寻常的。在执政的最开始，慈禧可能只是想给儿子同治看好江山，届时将权力移交给长大的皇帝，自己则可以安然退养--这从她每次撤帘归政前总是热心于修建园林工程可以看出--这种心态，历史学家唐德刚称之为“姨太太”心理。由此也可以看出，慈禧并没有做大事的抱负，她的最终目的不过是为将来的小皇帝作一过渡--晚清之所以不能和日本明治维新或者德皇、沙皇等相比，原因还在于慈禧这种“女人当政”的心态--她不是皇帝，也没有进取心，最多只能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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