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真实的唐高宗：文治武功不逊于李世民，昏懦只因武则天

　　唐高宗是揭秘掩盖在李世民和武则天光环之下的一个男人：不争气的儿子，懦弱的真实只因丈夫。对于高宗，高宗自古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于把他放在太宗的文治武功武则光环中考察，即使对他在位期间的不逊政治评价，也会和贞观之治联系起来：“永徽之政，于李百姓阜安，世民有贞观之遗风。昏懦”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让人明了高宗的揭秘政绩。

　　那么，真实只因究竟是高宗他本身懦弱，还是文治武功武则历史学家把他写懦弱了?答案应该是后者，有几点可以证明。不逊

　　其一，于李唐高宗做太子的世民时候已经跟武则天发生了不正当关系。那时候武则天是庶母，是母子关系。如果二人暧昧之事被唐太宗知道了，后果不堪设想，至少要被废掉太子之位。他敢做这件事，可见他不胆小。

　　其二，唐高宗继位之初，他的舅舅长孙无忌把持朝政大权，唐高宗不服，要夺权。当时唐高宗的势力还无法与长孙无忌相抗衡，但是他经过不懈的努力还是夺了权，最后把长孙无忌贬至外地，致其自杀而亡。

　　其三，从高宗时期的历史发展来看，他的功绩一点也不逊色于其他任何一个皇帝，包括他的父亲。

　　高宗即位伊始，就立即暂停了对辽东(高句丽)的战争及土木工程的营造。他在即位的第二年，即永徽元年(650年)，召集众地方官询问百姓疾苦，鼓励臣下就国计民生发表意见。

　　他也很善于听从劝谏。有一次，他出外打猎遇雨，就问臣下：“用油布做的雨衣怎么样才能不漏一点水?”臣下说：“要是用瓦做，就不会漏雨了。”言外之意， 是不应出来打猎游玩。高宗愉快地接受了批评。显庆元年(656年)，高宗再次征询如何能够减轻百姓负担。大臣来济指出：过多的劳役是老百姓的一大负担，出工则误农时，出钱又花费很多，应该免除一切不急需的徭役征发。高宗虚心采纳。这种虚心求谏的政治作风与太宗如出一脉。

　　高宗对于法律建设也十分重视。我国现存最完整的成文法典——着名的《唐律疏议》(与《罗马法》并称)，就是在高宗永徽四年由长孙无忌等大臣修订而成的。相对来说，这一时期的执法状况宽平公正，犯罪率较低。史载，有一次，大理寺卿唐临向高宗报告说：监狱中在押的犯人只有五十多个，其中只有两人需要判死刑。

　　高宗时期的军事成就也不容忽视，唐朝在这一时期灭亡了东西两个大敌：西突厥与高句丽，也顺带压制了一下日本的气焰，换来了中日千年和平。单从征伐高句丽的 战果来说，太宗李世民曾亲征却徒劳无功，而后来高宗先后派大将苏定方、李绩(即李世绩)、刘仁轨以及薛仁贵经略辽东，最后兵围平壤，灭了高句丽，并在辽东 设立九都督府。后来新罗统一朝鲜半岛，与唐朝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显然，高宗完成了太宗没有实现的梦想。

　　从高宗对于长生之术的冷静态度和对医学的信任来说，比起乃父太宗也胜出一筹。太宗最终由服食丹药而死，而高宗身体状况虽一直不佳，却能够客观坦然地面对。他对于胡僧的长生药从不迷信，认为“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在?”他对于御医的治疗都能够积极配合，即使是在他的头上扎针也不介意。另外，他还命令宰相组织名医修订了《唐本草》行世。“单就这种对生死的科学态度来看，说他”昏懦“就很不客观公平。

　　高宗在处置危及皇权和皇位的事件时，也不见昏懦。最有代表性的是发生在永徽三年(652年)的宗室谋反案。当时，唐太宗李世民的女儿高阳公主与驸马房遗爱(房玄龄之子)、巴陵公主的驸马柴令武、高祖李渊的女儿丹阳公主的驸马薛万彻、高祖六子荆王元景等人勾结在一起，阴谋发动政变，欲推举自称有做皇帝征兆的荆王元景为帝。

　　事情败露以后，高宗立即命长孙无忌负责调查，房遗爱称太宗三子，即李治同父异母的哥哥吴王恪是主谋。高宗果断下令，将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等人斩首，赐荆王元景、吴王恪、高阳公主、巴陵公主等人自尽，吴王恪之弟被废为庶人，房遗爱之弟遭贬，薛万彻之弟被流放。

　　另有一大批有牵连的人，如侍中兼太子詹事宇文节、江夏王李道宗等人被流贬。其中，虽然有长孙无忌趁机专权，打击异己的情况，毕竟是假手皇帝。观一叶而知秋，看高宗处理这件事情的手段，恐怕不太可能容忍武则天”专作威福“吧?而这样的铁腕作风，无论如何也不能与”昏懦“挂钩。

　　综观高宗执政时期，国力在增强，到永徽三年(652年)，全国人口就从贞观时期的不满三百万户增加到三百八十万户。此外，民族关系在改善，疆域在拓展，这个被认为是唐朝最弱的皇帝，拥有唐朝最大的版图。这样的人能说弱吗?

　　退一步说，对于一个守成之君，能够继续执行被证明是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继续沿着国家建设和发展的正确道路开拓前进，怎么能够给他一个”昏懦“的评价呢?

　　李治被冠以昏懦的主要原因就是委政于武则天。显然，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此事绝难以被以男性为主的文臣武将们接受。历史学家们把武则天描绘成一个十足的野心家，整个唐高宗时代基本被武则天的阴谋所笼罩。为了说明武则天的强势，就必须把李治描写成一个很懦弱的皇帝。

　　那么，高宗为什么把政事委托给武则天?应该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他的身体状况不佳，晚年”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患有类似今天的高血压、青光眼之类的疾病，不能不倚靠他人处理国政;二是因为武则天自身素质高，而且与高宗在许多政事处理上观点相同，从而取得了高宗的信任。再说，唐朝世风开放，女性参政的阻碍相对较弱，所以高宗委政于她并不稀奇。也就是说，武则天参与朝政应该是出于高宗的意愿，并非如历史上评价的 ”专作威福“。

　　另据司马光《资治通鉴》的记载，自从麟德元年(664年)，高宗处置了宰相上官仪以后，每逢上朝，武则天都垂帘于后。无论政事大小，高宗都会与她商议，中外谓之”二圣“。从高宗上元元年(674年)起，皇帝称”天皇“，皇后称”天后“。而此时距高宗撒手人寰还有约十年，可见，这种帝后同尊的政治格局是在高 宗思维清晰之时确立的。

　　高宗虽然委托政事于武则天，但不是完全放任。在他身体允许的情况下，一直亲自处理国政，即使到了弘道元年 (683年)三月，即临死前的几个月，仍然关注朝廷宰相的任职状况，并罢免了欺凌舅家的宰相李义琰。与此同时，他还常常命令皇太子监国，代他处理国政，而不是完全依赖武则天一个人。所以，在高宗活着的时候，不存在武后把持朝政，一手遮天的情况。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断定，说唐高宗是个窝囊废是后世史官的曲意刻画，是对历史的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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